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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8日,寒露 | 写在回京途中

“我只信奉一些尽可能长远的东西,如美、自由、善意、人性的欲望和幽暗;身体与性、物质与实践、科技的快和人心的慢;巨川长河、风霜雨雪、四时花草对人的滋养……我写下它们,告诉你我眼中的世界,告诉你我的在意和珍惜,这就是我觉得生活应有的样子。人无是非,只论清浊。每个人守着自己的系统,肯定自己,承认或无视他人,这样就好。”

回北京的飞机上一直在看《智族GQ》主编王锋的新书《愿你道路漫长》。这也是我在最近反复翻阅,对一些片段禁不住小声逐字阅读的枕边读物。身为编辑总监,他并没有为杂志属性所牵制,也鲜少评论行业热点和时事。他写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伦敦街道上的男装高定店、编辑部刚刚离职的某位年轻同事,语气清淡,眼光透彻。大时代之下的文化演进、潮流蜕变,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如何处世与自处,是他看似随意的笔锋下始终不曾绕开的命题。在传统媒体日渐势危的时代,能够拥有这样的同行与前辈,是令人心生敬畏的。

飞机上的时间,是人和熟悉的地域与惯常生活失去联系的一个空白时段。出门在外,随身携带的物件就是一个人的自我投射和安全感所在。而此时此刻,这些文字给予我的共振,是无比清晰、确凿的,也是当下唯一的感受。

这条一千公里的路途,几年间来回数次。一条曲线的两头,延伸出一个人的过往和未来,而交织糅杂在几千米高空的,永远是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

每次回去第一件事都是看望家中的老人,现在也只有奶奶还在。西北的秋天仍旧悠远寂寥,每次去奶奶家的路上,都会经过大片苍茫的农田、牧场和杨树林,和远处绵延苍劲的贺兰山。树干的姿态挺拔遒劲,在深秋的北风里被染成深深浅浅的金色。

奶奶家的布置数年不曾改变,闭着眼都能描述出那条老城墙旁边的小路,干净的楼道,敲门的声响,和房间里每一处的样子。奶奶也好像没怎么改变,虽然每次回家她都说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虽然每次见我,都执着地说我长高了。仿佛我一直是十几岁的年纪。奶奶是我度过童年和少年岁月的那座小城市里最温暖的记忆,父母上学时,她带我长大,我离家以后,又心心念念叫我记得放假就回去,为我准备爱吃的饭菜。奶奶的前半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填充其中的,是一个中国传统女性关于坚强、勤劳、善良,和大地一样宽厚的胸怀的字眼。但到了耄耋之年,剩下的只有乐天知命的笑脸。每次想起奶奶,都是她站在家门口张望着目送我的样子,隔着迢迢山水也能感受到她的手留在我手心里的温度。这次离开的时候,奶奶穿一件紫色开襟的羊毛衫,上面绣了雅致的小花,很好看。

回家的路上,妈妈说,我跟我的婆婆之间,始终有种母女一样自然流淌的亲近与牵挂。路过一处芦苇丛生、树木繁茂掩映的湖畔,她又说,这里总会让他想起八十年代俄罗斯名歌卡带封面上的油画,想起《山楂树》。山楂树下的姑娘,应该也是日复一日地守候在这样一片画卷一样的树林里,轻轻地踱步,安静地张望。

他们这一代人,也许是最后一拨身体力行地坚守着传统道义与大家庭独有的温情的一代人。

走出机舱的时候,看到少有的蓝天,高远、蔚蓝、清冷,这是北京的秋天。而这次回来,并没有假期结束投入工作的紧张与惆怅,只是需要处理一些收尾的事项,为在这里的两年划上一个句号。

在媒体近六年,经历了不同刊物的发展,也见证了杂志这一载体的日落西山。在飞机上看到王锋的书,更是心生感慨。物来则应,过去不留。如果杂志的最终消失只不过是这个时代必然走向的一个趋势,那么,过多的惋惜其实是不必要的。但也正如他所说,一本杂志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从这份工作提供的机会里,最终得到什么样的精神滋养和自我成长。这种滋养和成长,最后融入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品性,继而决定一个编辑的质量。与你同行的人比你要到达的地方更重要,深以为是。生命很有限,你选择与之共同分享时间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会极大地影响你在一个阶段内的生命质量、深度和广度。

在这样的时代和形势之下,一个媒体如果仍旧没有自己清晰的态度与价值观,仍旧在追捧权威,被制度压榨,被商业绑架。一个管理者如果仍旧以重资历轻能力的用人思维与复杂的裙带关系组建团队,一个创业团队如果整日将相当一部分经历耗费在表面功夫与争权夺势,一个编辑如果每日的工作不过是应和领导、讨好客户、经营关系,而放弃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基本的文字耕耘。那么即便是有再强大的背景与资本支持,仍旧让人感觉索然。言尽于此,相信未来道阻且长,只愿能够沉下心踏实做事,扎扎实实地长成一个完整的自己,此外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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